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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要“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此后，各地按照文件要求，推出系列具體措施積極落實。學習時報高端智庫特組織三方筆談，進一步探討提高社會生育意愿相關問題。

 

1、擴大普惠托育服務供給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司長楊文莊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決定》，作出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決策，并將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作為優化生育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之一。這是尊重人口規律、順應群眾期盼、著眼于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決策。落實中央決策部署，重在加強生育支持政策，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充分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對于實現幼有所育目標、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是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必然選擇。托育服務事關嬰幼兒健康成長，事關千家萬戶，事關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新時代，我國人口發展呈現規模大、增速緩、高齡少子、生育意愿降低等特征，低生育率成為我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最主要風險。“七普”數據表明，我國家庭戶均2.62人，傳統家庭撫育方式逐漸力不從心，“照料難”一定程度上成為“不敢生”的主要原因。促進托育服務發展，逐步滿足家庭日益迫切的托育服務需求，有助于減輕家庭養育的時間成本和經濟壓力，緩解群眾生育養育焦慮，積極促進性別平等和女性就業；有助于釋放生育政策紅利、適度提升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構建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增加托育服務有效供給，是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礎性工程，是貫徹落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任務要求的具體體現，對于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義。接下來的一段時期，是即將迎來托育服務需求持續釋放的關鍵時期，必須以滿足人民需求為導向精準發力，加快推動普惠托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補齊托育服務的民生短板，切實提高人民群眾對普惠托育服務的獲得感和滿意度。

 

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婦女受教育水平與就業率持續提升，婚育年齡逐漸提高，生育率水平逐漸降低。在此背景下，各國普遍重視提供普惠公共托育服務，服務對象涵蓋所有社會階層的兒童，為所有家庭創造了一個適宜照料兒童的社會環境，充分滿足兒童成長過程中的種種需求。研究表明，有效的公共托育服務供給不僅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還有利于科學開發嬰幼兒發展潛能，推動社會性別平等，進一步提升社會發展質量。

 

精準把握家庭托育需求，不斷優化托育服務供給結構。首先，精準把握家庭托育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托育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應當首先建立在對家庭托育需求的精準把握上，及時調研和預判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在托育服務類型、年齡、內容、形式、價格、距離等的不同需求與特點，確保托育服務的供給側與家庭托育的需求側之間的有效匹配，增強按需供給、有效供給。

 

其次，統籌規劃托育服務供給結構與布局。應根據3歲以下嬰幼兒分布和結構變化、現有托育資源服務半徑情況，對托育機構建設進行科學測算和按需規劃，建立與常住人口規模相適應的嬰幼兒托育服務機構規模，科學謀劃“十四五”托育服務體系。地方人民政府應將托育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統籌推進，并制定“十四五”托育專項規劃或實施方案。建立常態化督查機制，督促專項規劃或實施方案的編制和實施，確保新建住宅小區與配套托育服務設施同步規劃、同步建設、同步驗收、同步交付。

 

再次，切實守住安全健康底線。嚴格規范管理托育機構準入。明確托育機構對依法登記、備案承諾、履約服務、質量安全、應急管理、消防安全等承擔主體責任。落實政府在制度建設、行業規劃、行政執法等方面的監管責任，以托育機構質量安全、從業人員、運營秩序等方面為重點加強常態化監管。鼓勵通過成立全國和地方嬰幼兒照護（托育）行業協會，凝聚托育機構力量，加強正面宣傳引導和社會輿論監督，逐步建立和完善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機制。

 

著力發展就近普惠托育，持續擴大托育服務供給總量。應鼓勵各地從實際出發先行先試，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普惠托育服務發展模式，持續擴大托育服務資源的供給總量。

 

一是積極支持普惠托育服務發展。進一步深化探索和完善優惠政策，綜合運用規劃、土地、住房、財政、投資、融資、人才等支持政策，按托位或收托嬰幼兒數量對非營利性機構給予補貼。引導和支持有實力、信譽高的企業發展一批嵌入式、分布式、連鎖化、專業化托育機構，擴大服務供給，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計時托、臨時托等多樣化的普惠托育服務。同時，加大對中小微企業托育機構的扶持政策，通過享有房租減免、物業費補貼，下調用電、用水、用氣價格，以及給予稅費優惠和金融支持政策，幫助緩解疫情下托育機構的運營壓力與實際困難，增強托育機構的信心和積極性。

 

二是支持用人單位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務，解決本單位職工子女托育問題。發揮單位工會、婦聯等組織力量，鼓勵以單獨或聯合相關單位共同舉辦的形式，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利用自有場地或單位內場所開辦福利性照護機構，為職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務，有條件的可以面向所在社區開放。鼓勵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向下延伸，提供托育服務。

 

三是統籌推進城鄉普惠托育發展。強化政府保基本兜底線職能，支持在老城區和已建成居住區新建、改擴建托育服務設施，鼓勵托育服務設施與社區服務中心（站）及社區文化、體育、養老等設施共建共享，探索在脫貧地區和城鎮流動人口集聚區設置活動培訓場所，依托基層力量提供托育服務、育兒指導、養護培訓等服務，加強對嬰幼兒身心健康、社會交往、認知水平等方面的早期發展干預。

 

2、財稅政策需積極加力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財政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趙福昌助理研究員侯海波

 

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事關中華民族發展大計。“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社會生育意愿不足的問題值得關注。具體分析來看，經濟因素是拉高生育成本、抑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多年來，我國一直強化生育醫療、教育等民生財政保障力度，致力于有效控制或降低相應成本，但高成本仍對生育意愿具有重要影響，如生育養育直接成本高，入托難、入學難，以及生育與就業難以兼得所帶來的機會成本高等等。因此，要提升社會生育意愿，財稅支持政策需要在已有政策的基礎上，瞄準成因、精準施策、降本提效。

 

生育決策既要考慮當下生育的直接成本，也應考慮未來養育和教育等間接成本。一是生育的直接成本高。生育成本包括住院、順產或剖腹產以及部分產婦采用的無痛分娩費用，盡管我國生育保險（已并入醫療保險）不斷完善，關于生產的費用基本全覆蓋，但當前產婦青睞于無痛分娩，而公立醫院無法充分滿足廣大需求，產婦只能選擇費用高昂的民營婦幼醫院。另外，雙職工家庭普遍存在看護和照料人手不足等問題，如果產后去月子中心或雇用月嫂，則費用更高。

 

二是教育成本偏高。多年來我國持續加大教育財政投入，教育均衡化程度不斷提升，積極探索將學前教育納入財政保障范圍并逐步提升水平。但是，當前優質學前教育服務供給相對緊缺，特別是流動人口占比高、規模大的城市，流動人口子女順利入托、入園還有一些難度。隨著家庭經濟條件改善、生育子女數量下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大部分家長的訴求和夙愿，為“不輸在起跑線上”、在課業競爭中脫穎而出，很多家庭選擇加大教育投資來獲取高質量教育服務，這就意味著家庭需要負擔更多的教育支出。日常生活中，入托、入園、入學難和貴的問題，仍是家長關注和討論的焦點問題。

 

三是生育決策的機會成本高。首先是生育與就業在部分情況下存在“不可兼得”的矛盾。有關報告顯示，有相當數量的女性在求職中被問婚育，由此很多女性認為婚育會影響自身職業發展前景，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生育的顧慮。其次，養育孩子的潛在負擔。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生育意愿較強的家庭也普遍擔心多一個孩子將來就需要多一套房子，從而多一重潛在家庭經濟負擔。隨著家庭養育子女數量的下降，追求高質量養育也就成了大多數家庭的選擇，為此大部分家庭都希望為子女提供更高質量的養育、高水平的教育，如果獲得這些服務的成本偏高，自然就意味著大部分家庭需犧牲當前生活質量來支付潛在的養育、教育成本，這通常也會成為育齡人口不生、少生、晚生的理由。

 

健全財稅政策提升生育意愿。要切實提升生育意愿，財稅政策就需要進一步完善機制、加大力度，有效對沖生育養育及就業等方面的成本，努力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一是加大補貼或財稅優惠政策力度，有效對沖成本。一方面，探索實施具有普惠性質的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對于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可完善分孩次的累加式專項附加扣除，必要時增加直接補貼，有效對沖相應成本。另一方面，探索構建全方位民生支持政策生態圈。探索實施鼓勵生育的住房和稅收政策，在購買商品房貸款、保障性租賃住房配租等方面給予多子女家庭適當傾斜，有效減輕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成本。另外，針對多子女家庭，尤其是在托育、子女教育、奶粉等消費領域，定向發放消費券，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二是加強公共服務供給，加大托育、學前教育服務的供給。首先，可安排專項資金重點支持，加大各地優生優育服務、公共場所設置標準化母嬰室建設、普惠性托育機構建設等家庭生育撫育社會支持體系。其次，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保障范圍，強化學前教育保障。再次，強化義務教育保障，使轉移支付跟人走，加強流動人口的義務教育供給保障，切實解決上學難問題。

 

三是完善企業稅收優惠政策，降低生育機會成本。首先，對嚴格貫徹落實生育相關休假制度的企業予以獎補。具體可按照育齡人口占比、落實夫妻雙方生育相關休假政策的力度，通過生育支持專項資金對企業予以獎補。其次，通過發放穩崗補貼或稅收優惠等方式，消除企業承擔女性職工因生育帶來的經營成本。同時，支持企業開發適合照看孩子的女性靈活就業崗位，即當下比較流行的“媽媽崗”。例如，有的地方婦聯定期收集有就業需求的女性信息，與附近用工需求旺盛的企業統一對接，與企業一起開發可彈性工作和柔性管理的崗位。再次，完善制度政策，加大對靈活就業女性的生育支持。目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達2億人之多，工作時間長甚至沒有“四險一金”是大多數女性勞動者的職場現實，她們很難得益于現有針對正規就業人員的生育支持政策。因此，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做到對靈活就業人員全覆蓋。同時設立專項資金，支持衛健部門針對靈活就業女性開展計生、優生優育等服務。

 

3、努力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江蘇省南通市委黨校社會文化教研室副主任唐震

 

人口問題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七普”數據顯示，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已處于較低水平。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意味著我國人口政策全面調整和優化的開始。2021年6月決定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進一步彰顯了國家提振生育率的決心和努力。從當前情況來說，有效治理我國低生育率問題需對癥下藥，著力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是應對我國人口變化帶來的新挑戰、促進人口代際均衡發展的必然要求。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從內涵上講，生育是“生”與“育”的結合，“生”指的是人口生產過程，“育”是指撫育、教育的過程。無論是“生”還是“育”，其主體都是育齡婦女及其家庭。友好，指引導生育主體將生育意愿轉化為生育行為的過程、氛圍是和諧與友善的。因此，生育友好型社會可以被定義為能夠對生育主體生育意愿多樣性和生育決策自主性充分尊重，對“生”與“育”的行為給予全方位、全過程支持的社會。從外延上講，生育友好型社會意味著通過實施系統性公共政策，全面重塑積極健康的婚育文化、精準回應生育主體的生育意愿、科學構建生育配套制度體系、有效供給生育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是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復雜系統工程，其具體構建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原則。

 

文化價值層面全面彰顯包容性。首先，應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及時完成從“計劃”向“優化”、從“管理”向“治理”的柔性轉變，在充分尊重家庭和育齡婦女生育選擇的自主性和多樣性的基礎上，為生育主體實現其生育意愿提供全方位支持。其次，積極引導社會輿論，在全社會倡導尊重生命、尊重女性生育價值的鮮明導向，消除生育主體的生育焦慮，營造鼓勵婚育的文化氛圍。再次，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形成健康的婚戀和家庭觀念。

 

政策設計層面充分考慮前瞻性。首先，生育政策議題的研究應建立在相關統計數據的科學分析基礎之上。作為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慢變量，人口結構變化具有長期性和周期性，“七普”數據反映了少子老齡化、家庭戶規模縮小等人口變遷的新情況、新問題，須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出發，長遠規劃生育政策，并給未來生育政策的調整優化留足空間。其次，應促進生育政策與地方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比如婦女的生育津貼制度、就業保護以及嬰幼兒撫育相關政策的轉型接續，需要通過統籌推行一攬子政策形成合力。需秉持改革創新精神和包容審慎的態度，既應盡力而為，加強統籌規劃、制定有效政策，依法組織實施；也應量力而行，避免出現“福利承諾”難以兌現等問題。

 

目標導向層面有效體現均衡性。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應平衡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堅持宏觀規劃與微觀家庭育齡個體并重的政策目標。在推動生育率向更替水平生育率回歸與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目標導向下，幫助家庭平衡工作與生活，將宏觀人口戰略與微觀育齡個體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標有效對接起來，通過兩性婚育、兒童成長和家庭建設等一系列家庭友好型制度的構建，觀照整個家庭生命周期，幫助家庭緩解工作與生活壓力，實現嬰幼兒成長、生育主體個人發展和家庭整體福祉提升。

 

制度建構上盡量做到全面性。從流程上看，生育配套制度、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體系不應僅聚焦于“生”，還應在撫育、養育、教育等全生命周期給予微觀育齡個體全面支持。從結構上看，生育友好型社會應全面關切人口與經濟、政治、文化、公共服務、環境的密切關系，適度的人口規模、合理的人口結構和較高的人口素質是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同發展的理想狀態，也是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應有之義。從主體上看，個人、家庭、單位、社會在制度構建中的作用需引起更多重視，特別是女性承擔了生育與就業的雙重壓力，就業問題往往也是影響家庭生育動力的主要因素，政策制度的制定與實施應當更加關注作為生育決策主體的女性權益和需求。

 

實施過程中努力實現公平性。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應樹立社會分擔人口再生產責任的價值導向，實現從尊重生育權利到共擔生育責任的邏輯轉變，建立健全國家、社會、企業、家庭共同承擔生育責任的利益分配機制，在逐步推動家庭撫育責任的社會化進程中重視企業的利益訴求。同時，政策實施過程還應兼顧不同群體的多樣化需求，盡量縮小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不平等現象，將普惠托育、生殖健康、優生優育等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的范疇，推動生育基本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實現城鄉、區域之間的均等化供給，真正釋放生育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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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CPE中國幼教展

CPE中國幼教展是國家級行業協會中國玩具和嬰童用品協會主辦的國際化、品牌化、專業化托幼教商貿平臺，集“論壇研討+精準對接+趨勢引領+跨界融合”四位一體，是引領托幼教產品趨勢、傳播先進理念，推動托幼教全產業鏈健康發展的國際托幼教行業交流平臺。展會現場還將舉辦中國學前教育發展大會，邀請百位專家學者分享先進的學前教育理念與科學方法，探索新模式、尋求新突破。

 

 

關于中國玩具和嬰童用品協會

協會成立于1986年，是中國唯一的全國性玩具和嬰童用品行業社團組織，是中國政府指定的中國玩具和嬰童用品行業在國際玩具工業理事會（ICTI）的唯一合法代表，是ICTI Care Foundation監事會成員，同時，也是政府、企業、媒體和消費者認可的中國玩具和嬰童用品行業的代言人。

中國玩具和嬰童用品協會會員包括在中國境內從事玩具、嬰童用品、模型和游戲的生產、銷售、設計、檢驗、教育等相關業務的跨地區和跨部門的各類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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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報道來源：學習時報，由CPE中國幼教展組委會整理編輯。 CPE中國幼教展2022年10月19-21日上海開幕，掃描二維碼關注我們。